资料图：2016年10月19日，欧洲空间局(ESA)和俄罗斯航天局联合研制的“夏帕瑞丽(Schiaparelli)”火星着陆器，历经7个月多的漫漫太空之旅，成功降落在火星“子午线平原”的表面。资料图：2016年10月19日，欧洲空间局（ESA）和俄罗斯航天局联合研制的“夏帕瑞丽（Schiaparelli）”火星着陆器，历经7个月多的漫漫太空之旅，成功降落在火星“子午线平原”的表面。

未来引领太空探索的是中国

环球时报：您这些年和中国航天界的交流多吗？哪位中国航天员是您最熟识的？

奥尔德林：我经常应邀来中国，与中国航天界交流。今年6月，我来北京参加全球航天探索大会前，我的美国朋友还希望我聊美中航天合作的事，他们认为我能帮助美中航天合作，而合作能给双方都带来好处。

2004年 5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访问美国时，我见过杨利伟先生。代表团赠送我一座非常精致的中国航天员水晶雕像，雕像底座上还刻有《外层空间条约》。应邀来中国时，我也在展示台上看到同样的水晶雕像，看得出中国人对此感到很自豪。我还看到美国当年送给中国的一块月球岩石，这说明中国航天界认可月球岩石的价值所在。

2013年我应邀来北京参加第64届国际宇航联大会期间，通过翻译和杨利伟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在这次大会上，我还见到老朋友、美国华裔宇航员LeroyChiao（焦立中），我们就航天领域相关问题坦诚地交换意见和看法。2014年，太空探索者协会年会在北京召开时，我和杨利伟再次相谈甚欢，并合影留念。当我提到Leroy Chiao没能出席此会时，杨利伟表示“不认识此人”，我还猜想他可能是不想和我这个老外谈及他曾和Leroy Chiao聊过天的事情吧。等我回到美国见到Leroy Chiao并表示我的疑惑时，Leroy反问我：“你提到的是我哪一个名字？”我这才恍然大悟，我只和杨利伟说了Leroy Chiao的英文名字，而实际上他们之间都是用中文称呼的。

环球时报：您怎么评价这些年中美两国的航天合作？

奥尔德林：我参加2017全球航天探索大会时有一个遗憾，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竟无一位官员出席。我非常希望具有太空能力的国家进行国际合作。我多年来致力于协调并推进NASA与所有具备航天能力的国家进行太空合作，尤其是在载人航天领域，力促NASA与欧洲航天局（ESA）和中国进行合作。我认为ESA的首要合作伙伴是中国，ESA与俄罗斯也签有月球探索的合作协议，日本则愿与其伙伴国共同登月。

我认为未来引领太空探索的首要国家就是中国，而非其他国家。当前美国是国际空间站的首要成员国，而中国被错误地置于国际空间站之外。中国未能成为国际空间站的成员国，部分原因是缘于美国反对中国的加入。美国这样做，实际上最终受到惩罚的是美国而非中国。因为中国的航天力量已发展壮大。

美俄两国在国际空间站中的地位并不对等，我们不得不向俄罗斯支付高昂的费用，以便使我们的宇航员得以搭乘俄罗斯的运输器抵达国际空间站。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我鼓励并敦促NASA与中国航天进行合作的原因所在。

NASA登陆火星无实际行动

环球时报：离“阿波罗11号”登月已经快50年了，美国民众对登月英雄的崇敬之情依旧不减。记得有几次我和您交谈时，不断有美国人走过来说：“您是巴兹·奥尔德林先生吧，感谢您为国家所做的一切。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

奥尔德林：是的，再过两年，就是“阿波罗11号”登月50周年的纪念日。对美国人来说，这样的纪念日既是对重要历史时刻的感怀，更是对未来的展望。但美国民众对月球的感情似乎远远深过火星，所以他们并不大接受火星探索，反之，一些人还更想着重返月球。

环球时报：那么，您对美国的太空政策有什么看法？

奥尔德林：我对载人航天和登陆火星均有自己的构想，尽管还不完美，也非最佳方案，但仍不失为好的构想。然而这么好的构想，我在华盛顿却找不到支持者，我知道这是缘于政策的原因。我还不明白为什么华盛顿的载人航天圈子和华盛顿的科学家不相互交流？不仅如此，他们还相互竞争并以此为乐。我认为中国就不会这样做。

当前，NASA 在建造通往火星的深空中转站方面并无实际行动。有些航天公司则无愿景，它们的做法不仅令人失望，而且还利用了NASA。尽管我不是个杞人忧天的人，但我仍为此担忧。至少在我的脑海里，我知道我们需要做什么、并且能够做什么。我希望仍能对美国国家航天政策的制定以及推动民用航天、太空探索等方面起到作用。

现在，谷歌、太空探索这样的涉足航天领域的新型公司在美国更有效率，除波音、洛克希德·马丁及联合发射联盟等传统的航天发射公司外，新型航天公司的兴起改变了美国传统的载人航天理念。

期待2040年“火星时代”到来

环球时报：我注意到您的领带上印满与太空有关的图案，您穿的衣服上也印有“火星人”几个大字，有的还印有“从地球到月球再到火星”的图案，您的电子邮箱也拼写为“火星人”。为什么这样着迷火星？

奥尔德林：早在1985年，我就看好并期待人类未来在月球自由飞行和自由返回的机会。自由返回使我对月球为何围绕地球进行圆周运动感到好奇。实际上，自由飞行及自由返回也同样适用于火星。1996年，我写过两部有关火星的科幻小说，涉及对太空时代地貌的构想和预测。2009年我参与研究起草包含探索及登陆火星计划的《奥格斯汀报告》，并向刚执政90天的奥巴马总统提交了报告，希望美国能有雄心勃勃的火星计划。我的基本原则是：美国最小限度介入、国际上最大限度介入。2010年4月，奥巴马总统飞抵佛罗里达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准备宣布新的太空探索计划（主要为：放弃前任总统小布什2020年重返月球的“星座计划”，并希望美国能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将宇航员送往火星，并安全返回地球，此举在美国政界和航天机构内部引发争议。——编者注）。我不仅和他会面，还成功阐述了我的火星构想。

4年前，我与有关方面对在月球及火星自由飞行和返回交换过看法和意见。我认为现在人类可以比那时做得更好。我的构想是：组成每组6人的登火星团队，分三批出发，争取每半年一次，对火星实施二至三次的登陆，而且每一次登陆火星所驻留的时间都比前一次有所延长。在派出第一批登陆火星的宇航员之前，我们会将“太空酒店”先行发射至火星轨道，并事先考虑好如何清除太空垃圾。尽管这些探索的结果可能不会令人很满意，但美国国会会说：我们知道怎么登陆火星了，让我们将一些预算放在火星项目上吧！

环球时报：您对未来登陆火星的人有什么期待？

奥尔德林：我和朋友计划打造“火星世界”主题公园。除此之外，我曾有拍摄火星题材电影的设想，并请孩子们担任演员。这样，当2040年“火星时代”到来之际，这些孩子已长大成人，有的可能比我们当年登月时的岁数还要大一些（奥尔德林和阿姆斯特朗1969年登月时都是39岁——编者注），当面对探索火星的一些突发情况时，他们能从容地做出正确、果断的决定。

再有就是对于登陆火星并在火星驻留的宇航员来说，保持健康状态至关重要。辐射是不得不需要了解和防范的事情，因为辐射会长期存于体内难以消除，有些甚至会伴随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