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中国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受控离轨、进入大气层，少量残骸落入南太平洋的预定安全海域。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阶段的所有任务圆满完成。

当天下午，这项工程的总设计师周建平接受了《环球人物》记者的采访，既讲述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三步走”战略，也袒露了自己作为“第三代航天人”的心路历程。

“三步走”只剩最后一步

把时间指针拨回1992年9月，中国开始实施载人航天工程并确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载人飞船工程并开展空间应用实验；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发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

那一年，还是国防科技大学教师的周建平，参加了载人飞船工程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之后的27年里，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周建平也从大学校园走入航天人队伍，2006年起担任工程第二任总设计师，参与并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历程。

现在，空间实验室阶段的完成，意味着“三步走”战略已经进入了最后一步——建立我们自己的空间站。

“中国空间站的核心舱已经完成了初样研制，预计于2020年发射，全站预计于2022年建成。”周建平对记者说。建成后，中国空间站将向全世界开放，第一批国际合作的9个项目已于今年6月12日公布。

在记者眼中，作为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的周建平，言谈举止间有种举重若轻的淡定。他不大谈论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当记者问起时总是言简意赅地叙述，正如一代又一代中国航天人留给国人的印象——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中国航天史始于1956年。当年2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建立中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两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工业委员会成立，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开始。

周建平将中国航天人分成三代：“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是第一代，他们大多是新中国成立后从海外回来的，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者；第二代是上世纪50和60年代大学毕业的，比如我们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一任总师王永志、神舟飞船总师戚发轫、火箭系统总师刘竹生，等等；第三代是‘文革’结束后大学毕业的这批人。”

第一代航天人带领第二代完成了“两弹一星”；第二代航天人带领第三代研制出了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和一系列通信、遥感、气象等卫星；现在，以周建平等科学家为代表的第三代航天人，正带领更多年轻人努力完成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

“我们科研团队里的很多航天工作者只有30多岁，他们可是队伍的主体啊。年龄结构可以说明，中国的航天事业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航天教授的机缘

其实，周建平接替王永志成为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时，还不到50岁。

那是2006年。周建平上任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将神舟七号飞船发射上天。两年后，这个目标实现了。

周建平清楚地记得，2008年9月27日，当航天员翟志刚首次太空出舱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翟志刚拉舱门时，舱门并没有马上打开，好不容易拉开一条缝，却又立刻合上了。

当这一幕出现在直播画面中时，周建平并没有询问在一线的工作人员发生了什么问题，而是镇定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等候航天员开舱门。过了几分钟，翟志刚顺利出舱。

“我当时想了想研制过程，想了想图像和数据，觉得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为了出舱做了大量试验，也做了各种方案和预案。不过就是开舱时间长一点、多花一点力气，应该相信我们航天员的素质和能力。这其实就是中国载人航天的核心价值之一——相信人的能力。”

周建平能走入航天人队伍，也来自前辈的信任。事实上，他的人生经历反映了中国社会60多年的发展变迁。

1957年，周建平出生在湖南湘西山区，少年时代正逢“文革”，学校经常停课。但由于知识分子上山下乡，一批毕业于中国顶尖大学的老师来到了他所在的学校。

初中时，一位老师看到周建平聪明又好学，就找来高中教材让他学习，后来为他又找来了大学数学、物理教材。遇到不明白的地方，老师还会找懂的人来教他。周建平回忆说，从小学到中学，老师们对自己影响很大，让他意识到学习不是为了追求100分，而是追求更多的知识、更充实的生活。他为自己感到幸运，因为“这批有远大抱负的青年知识分子教学生怎么做人，教学生有追求”。

中学毕业后，周建平下乡成为一名知青，后来被招工，做了一段时间的矿山井下工人。1977年恢复高考，他在上班之余复习了一个月，就考上了长沙工学院(国防科技大学前身)，学习飞行器结构强度专业。本科毕业后，周建平考入大连工学院攻读工程力学硕士，之后又回到国防科技大学读博，1989年留校任教，35岁时被评为航天技术系教授。

1992年1月，国防科工委组织各方面专家，对载人飞船工程进行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当时的总师王永志看中了周建平。

“那个时候我还比较年轻，之前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学校正在放寒假，论证组一个电话打过来，我就去参加了那次论证工作，一共有半年时间。”周建平对记者回忆道。

论证涉及各个专业，初来乍到的周建平对这项工作并不熟悉。“当时我们组就我一个年轻人，30多岁，其他都是很有经验的老同志，所以我就多干活儿、多学东西，一边学一边干。”

最年轻的周建平和责任最大的王永志是在论证工作结束后最迟离开的。“王总是技术负责人，他完成不了工作肯定不能走，我负责帮王总整理材料和报告。就这样完成了我第一次参加大型航天工作的经历。”

论证结束后，周建平回到国防科技大学，不久后被公派出国留学。1995年，周建平回国，继续回校工作。4年后，时代又给了他一个机会。

“1999年时，‘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已经五六十岁了，航天人才出现了断档，队伍需要新鲜血液。”当时，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需要一名总体技术室主任，想起了周建平。“又是一个电话打到国防科技大学，我第二次、也是正式加入了载人航天队伍。”

这一次，周建平再也没有离开。他接过了前辈们的担子，沿着7年前制定的“三步走”目标走到今天，并将见证它的实现。

“质量标准没有商量的余地”

加入载人航天队伍第一年，周建平就参加了神舟一号发射任务。这是我国载人航天计划中发射的第一艘无人实验飞船，意义重大。

“中央给第一艘飞船定的发射期限是‘争八保九’（争取1998年、确保1999年发射）。但因为飞船技术是从零开始的，我国的制造业基础也很薄弱，‘保九’的目标进度变得比较紧张。”周建平对记者回忆道，“那时真是历尽艰辛。神舟一号试验队最早进发射场的队员在那里待了差不多5个月。主力部队进场后，测试过程中相继发现、发生了若干质量问题，大家压力很大。经历了很多事情，最后终于发射成功，而且比我们预想的还好，当时老同志们都抱在一起哭。”

早期的载人航天工程由于基础很薄弱，中国航天人只能在摸索中前进，在失败中总结教训。2002年1月，神舟三号飞船从北京运抵发射场后不久，研究人员发现一个船舱的插座有一个点不导通，发射因此被取消，几百人从发射场撤回。

“撤场是之前我们中国航天发射从来没发生过的事，当时很多人是含着眼泪走的，后来我们用3个月解决了问题。”这次事件给大家牢牢打下了质量第一的理念，“载人航天的质量标准没有商量的余地”。

在大众印象里，从事特殊工作的中国航天人，家庭是聚少离多的。听到这种说法，周建平摆了摆手：“也不能这样说，不准确，咱们要实事求是嘛。”略一沉吟，他又补充了几句：“航天队伍的同志确实要为工作付出更多，家人也要承担更多。我们每年都要去发射场，一去就是好几个月，而不去发射场的时候任务又很紧。按我们的说法，是‘五加二，白加黑’。”

除了时间紧，工作强度也很大，一旦忙起来，不仅顾不上家人，连自己的身体健康也顾不上。周建平透露，曾经有一位总师生病，需要打吊针，但他没时间去医院，就挂着吊瓶开会。

但航天人的心毕竟不是铁打的。周建平说，大家什么都可以不管，最放不下的是孩子。“有的女同志20、30多岁，孩子上幼儿园或者中小学，一走就是几个月，她的家庭要付出多少啊。有的孩子要小升初、初升高，孩子的教育也让人放心不下。”

虽然举的都是别人的例子，周建平自己也是一样。因为工作原因，他抽不出太多时间陪伴孩子成长。不过，周建平有一套“无为而治”的教育理念。

“考第一是有很多随机性的，为什么非要考100分呢？追求优秀无可非议，但不能把它当成唯一的选择。”周建平从未让自己的孩子上过课外辅导班。在国防科技大学任教时，不少同事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更好的学校，他的孩子却从小学到初中都在国防科技大学的附属学校就读。

尽管被“散养”长大，周建平儿子的成绩却很出众——在全国物理竞赛中获过一等奖，被保送至清华大学。但在周建平看来，孩子的成长不是上一个名校就能解决的，家庭的正面影响力才是让孩子终身受益的东西，而父母的首要责任是引导孩子做人。“应该让他们快乐成长，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何必要求那么完美呢？”

“探索太空和宇宙是人类共同的事业”

从无到有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载人航天工程的最终目标——建造中国空间站。“天宫二号”正是为了试验空间站的关键技术而发射的空间实验室。周建平透露，2022年将完成空间站3个舱的建造，加上已有的、为空间站运送航天员的神舟飞船，以及为空间站运送物品的天舟货运飞船，中国空间站将构建起一个完整的体系。

如果目前的国际空间站（1998年建站，由16个国家共同建造和使用，但不包括中国）不延长使用寿命，很可能在2024年退役。这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空间站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空间站。

不过，中国并不打算独享空间站资源。2016年3月，中国与联合国签署了利用中国空间站为各国提供实验机会的备忘录。2018年5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与联合国外空司联合发布公告，邀请联合国各成员国参加中国的空间站科学和应用研究计划。中国空间站将为项目申请方提供免费的上行发射和空间站运行机会，以及测控、回收等保障性服务支持，研发经费由项目申请方自行承担。

公告发布后，共收到来自27个国家的42份项目建议书。经过一年的评审，共有来自17个国家、23个实体的9个项目成功入选。周建平正是合作项目国际评审专家组组长。

谈到评审标准，周建平表示评审组主要从必要性和可行性两个方面考虑：“太空实验资源太宝贵了，有些项目在地面就可以完成，不必到太空做；有的代价过于高昂，所以也无法通过。”

虽然已经跻身航天大国之列，但中国曾被排除在国际空间站之外。美国国会早在2011年就立法禁止与中国进行任何形式的航天合作，禁止美国航空航天局接待中国官方访问者，拒绝中国参与由多国共建的国际空间站项目。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起来，现在则要把中国空间站资源与他国分享。有些网友想不通。

“这样想就太小气了。中国空间站是向全世界开放的。君子坦荡荡，我们不能因为过去人家对我们怎么样，我们就用同样的方式对他。探索太空和宇宙是人类共同的事业。中国政府一直秉持和平利用太空、合作开放共赢的宗旨，我们要本着这个原则追求自己的目标。”

今年是人类登月50周年。提及登月，周建平说自己也十分向往。“我相信，本世纪月球、火星都将成为载人飞行的目的地。当然，第一步的目标应该是月球，这值得我们为之不懈努力。载人航天的价值是独特的，人到哪儿，人类文明就到哪儿，这将为我们提供新的发展机会。”

信息来源：《环球人物》2019年第15期